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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光辉：多措并举培育战略人才，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新中国史研究、战略人才、党的思想建设、扩大内需、乡村振兴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李正华：新中国史研究助力凝聚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正华指出，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准确把握新中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提升新中国史研究资政育人的作用与功能，为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更好凝聚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作出积极贡献。一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要站稳政治立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二是不断提高研究水平，努力构建新中国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三是创新教育传播手段和载体，更新传播理念、创新传播方式，完善优化新中国史宣传教育与传播路径。四是推动新中国史研究工作再上新台阶，加强组织领导、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更加深入地总结新中国史特别是新时代十年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摘编自《光明日报》
【赵光辉：多措并举培育战略人才，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贵州新发展理念与多党合作高端智库研究员、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赵光辉指出，战略人才站在国际科技前沿、引领科技自主创新、承担国家战略科技任务，是支撑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力量。我们要把建设战略人才力量作为重中之重来抓，完善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推动“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努力培养造就一大批核心技术人才，把优秀人才集聚到各项发展事业中来。一方面，高校要当好人才的“摇篮”。推进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教深度融合，不断强化基础研究，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培养基础研究人才的重要作用，完善科教融合育人机制；推进高校和科研院所产教深度融合，推动企业设立工作站、校企研发中心等，将科技资源、“校内+校外”产学研转化成果转变为教学资源。另一方面，企业要成为人才的“蓄水池”。企业要不断深化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建立科学的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人才“选育管用”机制，可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平台，不断创新人才培育培训方式，开展技能提升行动、知识更新工程；企业要发挥“出题者”作用，探索建立“研发基地—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的科研成果转化链条，当好项目的决策者和组织者。同时，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要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建立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制定合理的科技人才培养计划；要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建立跨界融合创新平台，实施“项目+人才”“平台+人才”等模式，为各类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构建充分体现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价值的收益分配机制。
摘编自《经济日报》
【王孟秋：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
中宣部《党建》杂志社编辑王孟秋表示，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必须久久为功、常抓不懈。一方面，紧扣最新理论成果，解决好用什么武装的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前途光明、任重道远，必须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另一方面，注重宣传教育方式，解决好怎样武装的问题。我们必须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不断推进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和工作创新，坚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理论武装的重中之重，引导各级领导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其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同时，面向党员和大众，解决好武装谁的问题。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需要发挥领导干部的重要作用，引导他们先学一步、学深一层，通过党员干部的引领示范，教育人民、带动群众，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摘编自《人民日报》
【陈江滢：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陈江滢认为，深化改革需要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制度型开放要求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为内需发展增添强大动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必须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第一，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在消费类型方面，应根据行业特点放宽或取消服务消费领域的准入限制；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需要健全新型监管机制，建立假冒伪劣产品惩罚性巨额赔偿制度，强化重点商品和服务领域价格监管。第二，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大对民间投资支持和引导力度，引导民间资本参与“两新一重”和补短板领域建设；完善投资管理模式，推进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建立健全投资审批数据部门间共享机制。第三，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商事制度改革，完善生产许可制度，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加强数据、知识、环境等领域产权制度建设。第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支持外资企业扩大中高端制造、高新技术、传统制造转型升级、现代服务业等领域投资；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打造高水平、宽尺度、深层次的开放高地，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
摘编自《学习时报》
【黄祖辉、姜霞：以数字创新驱动乡村振兴】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黄祖辉、浙江树人学院管理学院姜霞指出，数字技术和平台深度嵌入农业农村发展各领域，以数字创新驱动乡村振兴，能够不断解放农村生产力，优化生产关系，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乡村治理效能。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既要以数字创新驱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和转型，又要不断弥合数字鸿沟，推进数字包容，使所有群体都能够积极参与到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实现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生态富裕。第一，强化“数字准备”。可以考虑将数字包容纳入数字中国战略，进一步加强乡村数字网络、数字平台、数字服务的接入性、连通性，将数字乡村建设融入新型城镇化战略，有效降低网络建设、维护成本。第二，提升“数字就绪度”。普及农村数字教育，加强信息技术课程教学，开展数字技能教育或者职业教育，提供简易、易懂的互联网产品服务指南或课程，广泛开展各类型的农村在线教育。第三，推进“数字参与”。以数字创新激活农村农民发展的积极性，提升数字技术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渗透率，有序推进农业三大体系数字化转型，以电商商业模式创新驱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以平台聚合有效整合数字资源。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光明网记者 赵宇整理）
东西问·中外对话|德国和欧洲始终与中国保持对话为何重要？ ******
2022年，刚刚完成联邦政府换届的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开始担任七国集团(G7)主席国。在政坛完成新老交替后，人们对中德关系可以期待多少延续性和稳定性？为何中欧之间保持对话合作、互学互鉴始终具有重要意义？欧盟对华关系的“三分法”(“伙伴、竞争者和制度对手”)为何亟待商榷？
针对上述问题，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日前独家对话德国联邦议院议员、前副议长、德国“中国之桥”协会主席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Dr. Hans-Peter Friedrich)。
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表示，无论德国内政如何变化，他对德中关系保持延续性感到乐观。他指出，面对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各国政府应当携手合作，中国和欧洲构成一条全球发展和稳定之轴，双方需要紧密携手、并肩前行。他认为，德国人可以从中国人身上学到如何更加乐观地去看待技术领域取得的进步，并勇于开启新的项目。
针对欧盟“伙伴、竞争者和制度对手”的对华关系定位，弗里德里希指出，欧盟和中国无疑是重要的伙伴，而竞争则主要是指双方企业之间的竞争、而非国与国的竞争。针对“制度对手”的提法，弗里德里希指出，欧盟和中国都没有意愿改变自身的政治制度。在他看来，欧洲人有很强的动力去确保美中对抗不走向升级，确保各方能够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携手合作。
以下是对话全文摘编：
彭大伟：对于中德关系，人们可以期待多少延续性和稳定性？
弗里德里希：从德国的角度来看，中国不仅在经济和技术层面是一个重要的伙伴，在政治层面同样如此。而反过来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德国也是其在欧洲的一个重要伙伴。正因如此，双方的关系必须具有延续性。
无论内政格局如何变化，德中之间如此重要的一系列伙伴关系都必须得到呵护。在这一方面我也感到十分乐观。德国现在有了新一届联邦政府，我预计德国与中国的关系将是德国总理府的优先事项。
奥拉夫·朔尔茨是我们德国的新一任总理。他曾担任汉堡市市长。早在汉堡市长任内，他就为促进德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发展做了很多工作。我预计，在就任德国总理一职后，奥拉夫·朔尔茨仍将继续这项工作。他的政策与前任总理默克尔存在延续性。
2021年12月8日，德国新任总理朔尔茨及新政府内阁全体成员在柏林的德国联邦议院宣誓就职。图为朔尔茨宣誓就职。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摄彭大伟：德国和欧洲始终与中国保持对话，这一点为何如此重要？
弗里德里希：首先，我相信，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当涉及到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要使得我们的星球免于“过载”，例如在环保、气候、卫生等议题上，所有国家就都必须共同承担责任、携手合作。
我们正处在新冠大流行当中，对此有切身感受。此外消除饥饿也是重要的议题。在上述议题上，全球各国政府必须进行合作，欧洲和中国当然在这其中也承担特殊的责任。
我们都生活在同一片广袤的欧亚大陆上，我相信中国到欧洲构成一条发展之轴和稳定之轴。这条轴具有关键意义，因此德国和中国之间需要紧密地并肩前行。
彭大伟：德国新一届联邦政府希望改善德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数字化等方面的表现。这会否开启新的对华合作空间？
弗里德里希：数字化和应对气候变化不仅是政界面临的两项突出挑战，也是经济界和全体企业面临的一项重大的转型进程，这一进程必须在未来10到30年内完成。因此，数字化和应对气候变化是所有人的日程表上最优先的议题。
德国和中国刚好在上述领域拥有非常多的合作可能性。对两国企业而言，上述领域也是举足轻重的，氢能的利用便是其中一个例子，在其它很多具体领域我们两国未来也肯定会有合作。
当地时间2021年10月26日，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政府卸任仪式上将任期结束通知，正式交给担任了德国总理16年之久的默克尔。彭大伟：默克尔在卸任总理前接受的最后一次专访中表示，“德国和欧盟应该延续同中国的合作，并且双方都能够从对方身上学到东西”。您认为双方分别可以从对方身上学到什么？
弗里德里希：总体而言，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中国、从中国人身上学到如何更加乐观地去看待技术领域取得的进步。德国在很多领域对革新、对新技术发展都过度谨慎，而中国人则首先看到其中的机遇，其次才去关注风险——德国的态度刚好相反。
我想德国人可以向中国人学习的是，如果能够勇于开启新的项目，并在一些地方不尽如人意、甚至暂时遭遇失败时坦然面对，同时专注于机遇，这将是很好的事情。这是我们必须向中国学习的、十分重要的一点。至于中国人能够向我们学习什么，这得由您来解答。
彭大伟：我能想到的是氢能等绿色清洁能源和技术，以及其它更多的领域——可能用“合作”比“学习”更贴切。
彭大伟：您对欧盟提出的对华关系“三分法”(“伙伴、竞争者和制度对手”)有何看法？这种“三分法”是否会导致不同体制之间的对抗甚至摊牌？
弗里德里希：德国新一届联邦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中就能找到您所提到的“三分法”。但当人们仔细看这些概念时会发现，“伙伴”是明确无误的，我刚刚已经提到了，全球各国政府采取合作才能使我们成功战胜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在“竞争”这一层面，“竞争”与其说是指中国与欧盟、中国与德国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如说更多地是指企业间的竞争——德国企业、荷兰企业、法国企业、捷克企业、中国企业……企业之间存在竞争。
至于“制度对手”这一提法，我必须坦诚地说，我不太清楚这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因为经过仔细思考后，我并不觉得欧盟有意愿改变其自身的政治制度，我同样也不认为中国有改变其自身政治制度的意愿。
在这一意义上，“制度对手”的问题实际上仅涉及不同权力体系之间的竞争，尤其是美国和中国之间。作为欧洲人，我们有很强的动力去确保美中对抗不走向升级，确保我们能够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携手合作。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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